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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牌外文翻译应当标准化

　　近日，有北京市民发现石景山区八大处公园内有多处指示牌的英文翻译存在明显错误。石景山区旅游委的工作人员对此解释说，这些指示牌文字在翻译成英文后，可能未经过当地外事办审核，他们将进行相关处理，避免对外国游客造成误导。

　　城市、公园、商场及景区外语指示牌闹笑话的现象，不只是北京石景山八大处公园独有，在各地很普遍，因拼凑与中文直译，这些标牌被网友戏称为“中式英文”。据了解，很多“中式英文指标牌”的制作，都由相关部门打包给广告公司制作，广告公司的工作人员为了节约成本和省事，大多选择翻译软件，因此闹出许多笑话。

　　尽管对于外文标牌的翻译，也有一些制度规范，比如，指标牌翻译成外文后应当报请当地外事办审核把关，及时校正错误，确保规范，但在现实中，这一规范缺少可操作性，也不利于提高公共管理与服务的效率。

　　存在明显错误的指标牌，最直接的是会让外国游客看不懂，传递错误的信息，同时，也会让外国人看低一座城市的文明水平。笔者认为，避免啼笑皆非的“中式英文”指示牌的出现，最i优的选择还是推动常用指示标牌的通用化和标准化，即在国际通用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按照城市设施、景区、商业服务等类别，归类整理和完善具体的指示标识、警语标识的设计，对应多种规范外文翻译，形成标准化体系，给社会提供统一的遵循。

思维与观念是差异要点机辅翻译不能替代译者思考

　　华云鹏认为，翻译出错往往可以归为三个主要原因：第1是语言水平不够；第二是对文化、政治差异的了解不够；第三才是工作态度问题。其中，文化差异是造成译文错误的一大因素。华云鹏用“微信红包”举例，如果用直译的话会翻译成“红色包裹”，这与事实不符；如果在英文中找到类似的词，有人会翻译成“优惠券”，可与原意也有差异，因为国外并没有红包这一习俗的原始概念。而随着微信的使用人数增多，该概念在被全球发现的过程中遇到了翻译上的尴尬，这就是文化沟通上的问题。

　　文化上的差异也体现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上，即使能够突破语境可以理解的词也不一定能够被外国人接受。华云鹏说：“比如我们公交车上常常出现的老弱病残孕坐席，虽然可以直接翻译成外国人可以懂的译文，但是在他们的思维方式中是不愿意让别人认为自己老和弱的。”在我们的文化中看似普遍的内容，在西方人眼中可能会是一种不尊重，从而产生误会。在华云鹏看来，在国外公共场合的一些中文译文标识还是显得更为认真，在“用心”这个问题上，我们做得还不够，很多公共领域的翻译没有考虑到对象的需求。

　　翻译行业面对的一大问题还是“机辅翻译”造成的错误，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在线翻译”，在让翻译工作变得轻松的同时，这种直译也隐藏着很多错误。华云鹏认为，“翻译软件取代人的工作，短期内还无法实现。语言的翻译需要涉及情感问题，一个重音，甚至一个拉长音都会表达出不同的情感，越接近情感和心灵的内容越难以翻译，对于机器来说更难以做到。所以，在翻译领域还没有阿尔法狗。”在他看来，机辅翻译非但不会代替翻译行业，反而让译者更为专业，让译者的标准更高。本版整理 撰文 回振岩

　　我国翻译始于汉代

玄奘提出 “求真、喻俗”

　　当许多国家还没有自己的文字的时候，我国的翻译事业就产生了。据有关史书记载，秦朝的语言中已有了外来语，说明当时已有翻译活动了。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我国的翻译业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即公元一四八年。东汉至北宋时期是以佛经翻译为主的时期，历时约一千四百年。后汉时安息国人安世高，将梵文《安般守意经》等九十五部佛经译成汉文。

　　从隋到唐，是我国翻译事业发达的一个阶段。隋代的释彦琮，梵文造诣深，并总结出一些翻译理论来指导实践。释彦琮以后，出现了一个翻译巨i星玄奘。玄奘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去印度求经，十七年后回国，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译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并将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1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有所贡献，他提出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今天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北宋时的乾德开宝年间，宋太祖派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派名僧来传法。宋太宗还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了译经院，从事佛经翻译，但盛况已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到南宋，则渐渐地走向衰落。

　　明朝至五四运动时期，我国翻译事业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性阶段。翻译的内容主要是西欧各国的科学、哲学、文学等著作。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对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严复所译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等。严氏选材严谨，态度认真，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对我国翻译事业作出了贡献。林琴南采取与他人合作的方式，译了一百六十多部文学作品，著i名的译作有《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迦因小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