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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不为尴尬译文“背锅” 译文反映时代需求变化

　　天津外国语大学高i级翻译学院华云鹏表示：“参与制定标准的几位***都是行业内的***人士，他们的翻译译文十分准确。”他还认为“ 标准 的颁布十分有意义，在当今也十分必要。但***在于实行，大家都应当按照 标准 去做，重视公共领域的翻译问题。”通常，英文翻译存在“信达雅”这一概念，但华云鹏认为，在公共领域，信与达的标准更为重要。

　　在华云鹏看来，在如今的很多“译文笑话”中，翻译者都成了背锅者。而实际上，造成译文错误的原因十分复杂。很多看似不够准确或者略显生硬的译文都是译者“仓促”工作的结果，而这种“时间紧，工作量大”的情况，在现实的翻译工作中是一种常态。华云鹏介绍：“以企业举例来说，不少国内企业在创办初期并未考虑过扩展国外市场的问题，伴随着不断发展，中国越来越多本土企业增加了跨国业务，对于英文资料的要求大量增加。”在这个过程中，翻译者无法贯穿企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每一种产品与技术。从个案到企业，翻译行当往往处于整个体系的“下游”。译者并不能对每一个过程熟悉且了解。华云鹏说：“大量的问题出在一些企业的门户网站上，不少企业的英文页面都是对中文页面的直接翻译。打开一个知名航空网站页面，发现排在前面的城市都是中国城市，这体现得不仅仅是翻译的问题。”

　　造成国内诸多公共领域翻译错误的问题一方面在于没有公共标准，同时也有英文并非为“应用”而为“装饰”而标识的问题。如今这样的现象在一些二三线城市依旧存在，一些公共场合或者商家的标识牌认为加上英文会更“洋气”，这样的做法从上个世纪开始就屡见不鲜。华云鹏说：“这样的翻译不仅错误百出，甚至仅仅是拼音。”

跨文化传播与语境

　　马林诺夫斯基把语境分为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文化语境与情景语境彼此支撑：文化语境由无数具体的情景语境构成，情景语境又受文化语境的支配。弗思认为除了语言本身的上下文以及在语言出现的环境中人们所从事的活动之外，整个社会环境、文化、信仰，参与者的身份、经历，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等，都是语境的一部分。对跨文化传播而言，语境是话语意义推理的先决条件，语境存在于交际双方的可认知范围，如果超越可认知范围，传播就会出现障碍，再好的传播意图也无法实现。

　　在跨文化传播中，双方的文化背景可能高度相似，也可能相去甚远。文化距离或许大至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政治制度之间；也可能小到同一文化主流内的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社会***、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地区，乃至不同爱好或兴趣的人们之间等等。在跨文化翻译中，要做到对源语语篇的正确理解，译者首先要熟悉源语文化。译者不仅要培养和增强两种文化意识，还要学会塑造文化语境意识，自觉运用对比或比较的方法，研究本国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异同，注意词语的文化语境内涵，避免造成文化休i克或文化误读。语言意义受到文化语境的约束和管辖。因此，海然热提出“语言之所以有别，并不在于能否表达什么，而在于是否非得这么说不可”。

玄奘提出 “求真、喻俗”

　　当许多***还没有自己的文字的时候，我国的翻译事业就产生了。据有关史***载，秦朝的语言中已有了外来语，说明当时已有翻译活动了。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我国的翻译业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即公元一四八年。东汉至北宋时期是以佛经翻译为主的时期，历时约一千四百年。后汉时安息国人安世高，将梵文《安般守意经》等九十五部佛经译成汉文。

　　从隋到唐，是我国翻译事业发达的一个阶段。隋代的释彦琮，梵文造诣深，并总结出一些翻译理论来指导实践。释彦琮以后，出现了一个翻译巨i星玄奘。玄奘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去印度求经，十七年后回国，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译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并将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1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有所贡献，他提出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今天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北宋时的乾德开宝年间，宋太祖派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派名僧来传法。宋太宗还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了译经院，从事佛经翻译，但盛况已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到南宋，则渐渐地走向衰落。

　　明朝至***运动时期，我国翻译事业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性阶段。翻译的内容主要是西欧各国的科学、哲学、文学等著作。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对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严复所译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等。严氏选材严谨，态度认真，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对我国翻译事业作出了贡献。林琴南采取与他人合作的方式，译了一百六十多部文学作品，著i名的译作有《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迦因小传》等。